[摘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29日在第四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表示，积极扩大房产税 、资源税试点范围，进一步完善限购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29日在第四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表示，积极扩大房产税、资源税试点范围，进一步完善限购政策。
多位专家预计，明年中国GDP增速为8%左右，同时国内外经济形势仍复杂严峻，通胀压力将有所上升。专家建议，明年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多种措施保持基础货币的合理增长，着力抑制输入型通胀压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表示，国际、国内供给冲击或货币宽松都容易促使物价上涨预期转为上涨现实。新一轮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和短期资本回流均可能推高明年的CPI。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表示，预计明年我国GDP增速超过8%，但必须着力抑制输入型通胀压力。
李伟认为，明年应以降低企业资金成本和稳定货币供给为重点，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通过多种措施保持基础货币的合理增长，根据货币金融形势的变化，适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必要的流动性。适当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保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适当放松对过桥贷款等限制，支持与产业升级相伴的兼并重组进程。
他建议，应以降低企业税负和稳定地方财力为重点，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积极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切实防止因增收压力而加大企业负担。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财力的支持，提高地方政府基本保障能力。积极扩大房产税、资源税试点范围，培育地方政府新税源。加快研究地方债的相关规则和管理办法，积极稳妥地扩大地方债发行试点。
应完善房地产限购政策
李伟表示，在房地产宏观调控过程中，由于相关制度建设缺位，引导、调控房地产需求仍偏重行政手段。出于对地方经济的考虑，一些地方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时出现偏离。受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系统能力等约束，大城市住房供给能力出现瓶颈。未来应进一步完善限购政策，应使其既能充分发挥在限制投机、投资性需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又不影响首次置业和改善型需求的及时释放。应适当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税费，鼓励梯度消费和增加二手房供给。应重视地方政府在土地供给方面的调控作用，适当加大房地产热点城市的土地供应，缓解供求矛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表示，明年应支持和鼓励刚需购房者入市。“预计明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与主管部门均将释放明显的调控信号，这对于稳定和管理市场预期将发挥很大作用。”
任兴洲表示，目前我国的土地出让方式正在进行调整，改变单纯的“价高者得”局面。“明年在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实现科学化和合理化，包括如何让这个市场更加合理、出让方式更加多样性且符合市场客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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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房产、汽车为主的商品需求日益增强，这使得一些国内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暴涨，交通堵塞。对此，政府采取了限购的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以达到供需对等的平衡点。政府对商品限购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减少对商品的需求，挤出一部分具有购买能力与购买意愿的消费者。商品限购政策是市场经济失灵状态下的政府挽救之策，国内各类商品限购政策的推出也从侧面表明了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缺陷与问题。
房地产限购政策背后的投资营商环境恶化
自房地产市场改革以来，国内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就以爆发式的速度增长，为此，中央政府颁布了各项房地产调控措施，从窗口指导到政策明令禁止等等。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发生使得国内经济陷入了萧条之中，中央为了刺激经济采取了4万亿元的救市计划。然而，这4万亿元资金本该流入实体经济的投资项目，却纷纷涌入了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拉高了一二线房地产市场的均价。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坐不住了，终于发布了“国十条”，以房地产限购的形式来压制一二线房地产市场的过快上涨。限购令的颁布对房价的确产生了打压的作用，一些开发商为了防止资金链的断裂，纷纷以降价形式获得销售量，从而对房地产市场形成了一股“以价换量”的风潮。纵观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历程，限购令背后所体现出的是目前国内投资营商环境的恶化。众所周知，国内房价的暴涨很大部分的因素是由于投资需求过旺所拉动的，而对房地产投资需求旺盛背后的正是国内投资营商环境的恶化。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内企业面临着融资难、劳动力成本增加以及人民币等问题的困扰，实体企业的利润率被进一步摊薄，很多本该投资实体企业的资金都因利润率的关系进入房地产市场，推高了房价。
部分城市汽车限购政策背后的贫富不均问题
目前，北京、上海以及广州等地对汽车购买问题也采取了限购的政策，2010年12月23日，北京正式公布《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成为国内发布汽车限购令城市。2012年6月30日，广州宣布对中小型客车进行配额管理。随着国内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与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汽车已经成为居民出行的必需品。在这种情况下，大型城市的汽车需求量不断扩大，从而造成了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交通堵塞的社会问题。若要追究汽车限购政策背后的原因，那么贫富差距过大是重要的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先让一部分富起来”理念的指导下，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日益繁荣，当地居民的收入也日渐富裕起来，这衬托出中西部城市居民收入的卑微。对此，一大批的中西部人口涌入东部沿海城市，形成所谓的外来务工潮；而且以大学生为主的都市白领也纷纷选择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落户，这部分大学毕业生收入较丰富，对生活质量要求也较高，从而形成外来人员的汽车购买需求，加大了对国内大型城市的汽车需求。
对症下药，打破限购政策下的各种经济难题
限购政策并非万全之策，只是无奈之举，要打破限购政策下的各种经济难题，必须要对症下药。
首先从房地产市场的限购政策来看，限购政策只是遏制投资需求的短期举措，真正要引导房地产市场走向健康的发展之路，那就需要加以疏导与引导。目前，国内投资营商环境的恶化是造成投资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的主要原因。因此，解决房地产市场的关键在于改善国内的投资营商环境。一是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支持；二是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对中小企业实行税收减免等政策；三是为企业出口提供政策指导，降低其所承受的汇率风险。
其次来看汽车市场的限购政策，根据前面分析到的汽车限购政策的本质原因，即贫富差距悬殊。政府在下阶段要推出对中西部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透过先发展中西部二三线城市、再带动其他城镇的形式来缓解目前东西部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通过减小贫富差距，使得外来务工人口的回乡流；并推出对大学生在中西部城市就业的鼓励政策，加强对其住宿、养老等方面的保障，解决中西部城市发展的人才瓶颈。
总之，限购政策不是长期有效的市场经济管控手段，在治标的同时要考虑如何治本才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打造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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